今天的福田中心区是深圳市集行政、文化、金融、商务、会展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城市中心。但三十余年前，它曾险些成为港商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图文/城PLUS）
当年参与福田中心区规划的规划界前辈从不同视角，回忆卡迪夫城平局，保级关键战略陷入僵局了这段往事。
还是一片田园风光的福田中心区
福田中心区“争夺史”
与港商争夺福田中心区
深圳设立特区，对改革开放是重大的措施，深圳规划最早是广东省建委支持的，当时深圳是一万人的小镇，只有一个罗湖口岸。（周干峙卡迪夫城平局，保级关键战略陷入僵局：原中规院院长，建设部原副部长，两院院士）
卡迪夫城平局，保级关键战略陷入僵局我去了深圳后帮他们首先做的是罗湖区的规划，规划范围限于现在深圳市老城区的南面到香港铁路的西面。但是很快发现适应不了深圳的发展速度，所以提出要求国家支援。
那个时候北京主管规划部门的是建委（第三届国家建委），主任是谷牧。当时谷牧就做了一个决定：同意广东省的要求，先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来支援深圳规划建设，奉命帮助深圳基础设施建设等的一切事宜任务。
吴良镛院士和周干峙院士讨论福田中心区水晶岛方案
我们当时主要工作是调查、研究、提出方案，同时处理一些有矛盾的问题。最棘手的一件事情是，当时港商胡应湘已经看中了深圳，已经跟深圳市政府协议买下了现在整个福田区的中心区，那个时候的福田区包括莲花山，三十平方公里之多，而且协议都已经签了。
胡应湘聘请了欧洲的规划人员画了一张规划图（80-81年之间）。胡应湘很会做工作，一到北京就找到了谷牧，而且善于讲一些大的战略性的问题打动领导，结果就拿下了这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将欧洲规划师画的模仿欧洲田园风光式的规划图拿给了谷牧，向谷牧汇报。
谷牧就找到了我们，当然我们在学校里都学过，就跟谷牧讲这不是最先进的规划，是抄过去的东西，所以后来第一件事就是跟胡应湘争议这个方案行不行？先进不先进？可用不可用？当时建委组织了这件事情，知道还要依靠专家，就把我们院的陈占祥等几位老规划师组织起来跟胡应湘辩论方案的可行性。
周干峙是福田中心区的功臣
在深圳特区总体规划的编制过程中，一直把眼光重视在福田区莲花山周围近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块土地在未来的10～20年，就是深圳的中心。（赵崇仁：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副总规划师）
记得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余庆康教授、齐康教授都曾经在中心区的草图上勾画过未来的蓝图，任震英大师曾夜不能眠地为这一未来的“中心”写过一篇又一篇的赞美诗。
可是，一则关于香港开发商有意和市政府签订协议，出巨资开发这片区，经营房地产的消息打破了美丽的构想，此事惊动了周干峙院士，他约集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一起说服市委领导，生是虎口拔牙，撤回了与港商签订的协议，保全了深圳今天这片引为自豪的“中心区”。
莲花山南向眺望福田中心区（1994年）
觊觎福田中心区
福田中心，这个关键、被周院长掌控好了。福田是全市中心，背山面水环境特好，而且用地也大。（周杰民：中规院退休高级规划师）
当时建设经验和财力物力均不充分，是留待以后发展的。但正因如此，开发商、企业家、政府官员都盯着他，有利可图啊！香港企业家胡应湘先生自己做了一个方案，坚持要实施，不接受别人意见。
周院长请了陈占祥、任震英、龚德顺几位老前辈共同找他讨论，迫使其放弃。胡应湘先生后来说，我和国内四位首屈一指的规划建筑大师讨论研究福田中心，实在荣幸。就这样深圳总规圆满完成。
周院长还是继续着年轻时的习惯：做事情一定要做好，做到完善为止。但不知现在福田实际如何？
莲花山西南向：眺望福田中心区（妇幼医院）（1994年）
莲花山东南向：眺望福田中心区（1994年）
周干峙强留下来的“莲花山”
1983年的中旬第一次到深圳，中规院重新组建（更名）不久，按照周干峙院长的指示要求，由我院派出规划组，参加深圳城市规划（主要是总体规划方面）的咨询工作。（官大雨：中规院副总规划师）
当年周院长、胡所长、余总、倪工等规划前辈的高瞻远瞩，（许多已成为现实或正在成为现实），今天回想起来，无不令人敬仰。记得在当时咨询工作意见讨论中，给我留下印象深的有：
未来城市中心区
考虑福田区在城市整体中的区位格局，应作为未来深圳城市中心区发展预留用地，特别是在中心区建筑景观艺术构思中，周院长一再强调要求：应结合自然条件，保留北部“莲花山”，作为城市中心轴线上的对景，中心区建筑、绿地、交通、景观组织围绕这条南北轴线来安排，体现中国传统的规划思想。
莲花山东南眺望福田中心区（中银花园）（1994年）
“圆形路网”的福田中心区
据传，港商和机公司老板胡应湘得到中央领导的同意，福田30平方公里土地可以由胡来开发。胡不喜欢方格式道路网，设计了一个完全由圆组成的道路网方案，彻底破坏了原来的总体格局。（倪学成：中规院交通专业退休高级工程师）
当时深圳市邀全国道路交通界人士开会与胡应湘进行理论，大家认为胡应湘的方案不可行。胡不理采各界的反对，也不考虑深圳市政府的意见。
后谷牧派4人专家组与胡对话，据传，专家周干峙对胡应湘说，30平方公里土地，圆的方案必须一次建成，才能发挥作用。
胡自知没有能力，被说服了，同意放弃他的方案。
福田中心区规划（1988年）
“改道”的广深高速
广深高速公路在深圳市区的走向最早并不是在现在的位置，而是沿滨河路南侧现福强路的位置穿城而过，与福田区大部分南北向的道路相交叉。（乔恒利：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
该高速公路的投资者胡应湘是香港和合公司的老板，是最早进入深圳及我国内地进行投资的资本家。由于他是广深高速公路的主要投资者，因而，高速公路的选线和设计由胡应湘负责委托设计。
深圳市规划局明知高速公路在市区段的选线不合理，该选线将分割福田区南部大部分土地，给高速公路两侧的城区带来巨大的噪音、交通、景观等问题，使南北向道路不得不下穿高速公路而带来巨大的投资增加，但是由于当时的规划局没有那么有权威性，也没有现在那么牛，尤其是对于象胡应湘这样的大资本家，更是搬不动他，甚至时任深圳市主管城市建设、并拥有“八大金刚”、在深圳能呼风唤雨的罗昌仁副市长出面也说服不了胡应湘改变选线方案，罗副市长最终决定从北京请来周干峙、陈占祥，面见胡应湘，商讨关于广深高速公路在深圳市区段的选线问题。
福田中心区专家咨询会（1992年）
会议在深圳市迎宾馆的一间普通的会议室召开，在场的我方人员除了周干峙、陈占祥，还有罗昌仁副市长、规划局胡梅英局长、规划科孙俊副科长、中规院宋启林、蒋大为、易翔等，本人当时帮着抱图纸，也在场卡迪夫城平局，保级关键战略陷入僵局；对方人员有胡应湘以及他高薪聘请来的几位西装革履的英国绅士，号称规划专家。
会议室里四周有一圈椅子，中间没有会议桌，图纸就摊在在地上，胡应湘对着摊在地上的图纸，陈述他的选线有利于吸引车流、就近为福田中心区服务、地质条件方便施工等理由，几位英国绅士也拿腔拿调地帮着说事，而周干峙、陈占祥不为所动，讲述胡氏方案对城市交通、环境、噪音等等不利的影响，并要求高速公路的线路向南移至城区外围与红树林之间的滩涂地带。胡应湘仍在据理力争，试图作最后的辩解，长时间未说话的罗昌仁副市长补充道，陈占祥先生曾在英国留学八年，是英国皇家规划学会的会员，参与过大伦敦的规划，此时陈占祥先生也配合着用地道的伦敦口音说了几句前面曾用中文说过的观点，胡应湘与他的几位英国专家听后立刻肃然起敬，感到是在与大师对话，态度即刻转变，开始考虑周、陈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最终表态说：“我同意这个方案”，他的秘书在他厚厚的笔记本上，也写下了“我同意这个方案”这事关福田区发展大计的七个字。
通过周干峙、陈占祥与胡应湘面对面的交锋，合理的规划占了上风，大师的权威取得了胜利，地道的伦敦口音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深圳的发展也避免了因错误的高速公路选线将给城市带来的极其不利影响。
中规院的专家在深圳早期城市发展的几项重大决策中确实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福田中心区专家咨询会（左起王祖毅、王凤武、赵崇仁）
中规院顾问任震英、深圳分院总规划师孙骅生在审视福田中心区总平面图
深圳市规划局老局长胡开华、华艺设计公司陈世民在福田中心区专家咨询会上
新生的“大福田规划方案”
当时福田开发权，尚掌握在香港开发商胡应湘先生手中，他前后两三年做了八版规划，一直未获得深圳市领导同意。于时我们从深圳总体规划整体构想出发，当着胡应湘的面将其第八版规划予以否定。（宋启林：中规院深圳分院第一任院长）
按我们对福田作为未来新的全市行政、文化、金融、会议中心的统盘考虑，吸取中外规划格局精华，暗寓风水意象，规划了一条北起莲花山顶南部到皇岗山头的正南正北中轴线。中心采用棋盘网格局，南端以深港高速路半圆型环绕，东西两侧保留原有的排洪通道，成为有山，有水、既规整、又活泼的大框架，并由刘洵藩、易翔、朱荣远、乔恒利集中在一个月内突击出一张比较理想，画得很漂亮的新福田规划总平面图。
新福田规划总平面图立即受到市领导赞赏，并拍板定案，同时决定迅速开展谈判，收回了福田新区开发权，将火车站联检楼开发权作为补偿，现在轮到我们反过来催市规划局提供1:2000的福田新区测量图。还是副市长将省测绘局调来，后任规划国土局长的刘佳胜去省测绘局买来一套刚测出，不外供的1:1000的图，让我们将就着用，这么大比例尺的是福田新区图，拼起来有5、6米见方，只能架在用六张单人床板连接起来的空前大平台上凑合着干。
次年春节期间，为赶时间，我和乔恒利两人硬是趴在大平台的纸上定线。虽然很累，但很有点特殊情趣。正巧年初二主管副市长按深圳习惯到各大设计单位挨家看望。亲眼目睹我们这种狼狈形象，惊喜的连呼：“嗬！延安精神！延安精神！”纸上定点数据立即现场实放，核对无误后，提交市规划局。马上就安排画地、设计、施工。方案提交以后，原来门庭若市的热闹场景，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长吁了口气！
福田分区规划项目组
左起尹豫生、郑建国、柳玉彬、王瑛、李凤军、李宁、黄林
福田中心区“规划大战斗”
1989年，深圳筹划建设集金融贸易信息服务为主要功能的福田城市中心。
1991年，中规院深圳分院被选定承担福田中心区详细规划。这是国内最早的中央商务区规划之一。
10人小组 “主攻”福田中心区详细规划
（刘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与乡村规划设计研究所主任工）
现在做详细规划项目一般多则三、四人，少则一、两人，很少再有“人多势众”的大部队。13年前(1991年)福田中心区规划小组人马最多时达10人，前后参加福田中心区工作的人员除我外，还有朱荣远、朱波、鹿勤、阎军、刘盛范、谢小郑、郑菁、黄鹭新、蔡建辉、罗希等。
使用286电脑“干活”的痛苦
虽然电脑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但也常常遭到性急的规划“快手”们的病垢。今天的年青同行、“晚辈高手们”呵，你们可能难以想象10多年前“叔叔、阿姨”们用286电脑的痛苦！
话说福田中心区规划小组在深圳练了一阵后，为了便于领会“前辈们”的教诲，于是移师北京接着练。朱荣远同志出于对各种机器的热爱，自告奋勇要用电脑建模。当时全院还没见有人这样干的，可怜我等当时年过30，只把电脑当神物，记得主要是在美国电影中常见那玩艺儿（那时既无大片更无盗版，美国电影主要看于香港9.平博体育30电视节目，看9.30也有好多故事可讲），见都难见到自然绝无可能暗中操练，也不知朱同志何来的神功。既然不懂也就不便“发言”，至于他究竟能建出个啥，我们也一点没底，数日之内只听他嘟哝过几次，主要是嫌慢。
为了在福田中心整出个看着顺眼的轴线空间，短时间里我们分别出了几个方案，每个方案也就是竖了一百来个高高低低的火柴盒子。就这一堆堆火柴盒子，让朱荣远同志苦干了N个白天外带N个通霄：那个年代电脑确实是珍贵希罕物件，全院也就几台，统一摆放专人管理，其场所号称“机房”，出入“机房”就象现在到别人家串门一样要换鞋。
就在朱荣远同志实施电脑建模工程之后的某天上午我在“机房”门口见到他，只见现在已经很注重个人风度的他面有菜色，足踏破拖鞋，打着哈欠告诉我又是一个通霄，机器还在“消隐”。
10多年前弄得朱荣远面色憔悴的“消隐”平面图，以今天的标准看实在“小儿科”，但是就从那以后深圳分院掀起了猛学电脑的风气，工作效率开始大大提高，福田中心区规划小组内小鹿（如今的老鹿）、罗希等率先跟在朱荣远后使用电脑（这时电脑已经“日新月异”为“386”），到我等笨人开始用电脑时已经发展到“486”了。
“心虚”：没见过大世面也敢搞福田中心区的规划
一次福田中心区规划小组正准备向规划局做第N次汇报。汇报之初，某局长大人劈头就问：“你们规划组人倒不少，出过国吗？”我等憋半天，就是没有回答。回来后人人感慨：“今天知道啥叫心虚了！”
这次“心虚”曾让我发誓要尽快跑完全世界！今天虽然连全国还没跑完，但是10多年前的经历使我十分支持今天的年轻人多多出国、快快出国。
出国也“气短”
（朱荣远；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也是一次有关福田中心区方案的汇报，规划局请了几个顾问参加，年龄近退休的门槛，席间一顾问问道“你们去过新加坡吗？会开车吗？”福田工作组还真有人去过新加坡，也有业余时间学会了开车，（无驾驶执照）只是面对这样的问题，确实有些心里难受，该顾问是福田工作组其中几位成员的大学老师，于是乎回答不是，不回答也不是，故“气短”。
大设计师们的“加餐宵夜”
福田中心区的工作来来回回，工作量比较大常常加班应对N次的各种汇报，人的身体需要补充点什么？
有一天刘泉从天虹买回来一台微波炉，放在厅里，于是楼下小店里时常出现买鸡蛋和方便面的50栋604室人，住在鹿丹村的鹿勤小姐也在每天上班时带上几袋牛奶。
微波炉与袋装牛奶
刘泉对面条情有独钟，不管是什么面条，一概不拒，有一晚，L君急需写就一公文，怕厅中电视的干扰，于是闭门聚精会神写之。（黄鹭新；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国际城市规划研究室主任）
同屋有一消化功能强大的H君，9.30正酣，肚中有少许饥饿之感。于是以莫名兴奋状将一包从沙头角搬回来的方便面撕开，放入微波炉中一大盘，放上一些清水，更置一鸡蛋于上。
一阵微波炉特有的“轰鸣”后，不隔音的木门使L君早已心不在焉，是时，L君还能够扛住，坚持！坚持！等热腾腾的面条膨胀着出炉时，只有饥饿时才发挥作用的美味见缝就钻，何况L君等待已久的两个鼻孔，抗议干扰已经来不及了。
文章也无法再写下去了，门再也关不住了，见面分一半。
软肋也是穴位，面条是也。
福田CBD搞1200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
在福田中心区规划开始的一段时间里，福田中心区建设规模问题一直是困扰深化工作的主要的因素，在找不到任何理论和市场依据的情况下，项目组只好从世界城市通用的空间形态上下手，研究的是城市的形象，再反推城市的若干种建设规模。
于是高、中、低建设规模方案1200万平方米、1000万平方米和650万平方米的说法就由此而生。这当中再现了当时确定深圳特区城市总体规划人口规模时的情景。
郑良玉市长在听取汇报时的反应，也是出乎我们预料的，他是学经济学的，从全球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影响、对珠三角地区和深港城市发展的影响，选择了以高方案为福田中心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整体的开发建设强度以后来的变化为准。
为后来福田中心区进入快速建设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保证前提。
老天爷“作主选择”的两座立交桥
1993年，深南路全线施工最后只剩下福田中心区这一段2公里长还没有完成。原因是金田和益田路与深南路的立交方式的方案，一直未能在技术层面与有关单位达到共识。
规划局和中规院从城市的空间尺度、景观和交通需求等方面，自始至终都坚持下穿方案，施工图设计初期也按此进行。由于地质勘探发现了复杂的情况，和政府工期的限定，设计单位便建议将下穿式变为上跨式立交桥，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原来规划所期望的空间尺度和效果。
多方争拗由此而生，开过若干次专家会议，各自陈述，焦点集中在下穿带来的低洼积水、城市市政泵站的日常维护费用与城市景观之间的关系如何选择的问题。工程问题与城市景观文化的问题始终都是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个难点，深圳也不例外。
郑良玉市长和李传芳副市长也无法简单决定，一时陷入僵局。
老天爷“做主”
这时一场罕见的台风正面袭击深圳，造成了市区低洼地区大面积的积水。
应该说这次短暂的城市积水事件，从某各程度上，使天平向支持上跨方倾斜了一点，打破了争执的平衡，在而后的一次专门会议上，郑良玉市长拍板时说道：为了深圳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为了节约城市日常的维护费用，市政府决定采用上跨式立交方式。
天作主，将一种城市规划的遗憾几乎永久地注入了那些当年参与福田中心区设计工作的人员心中。
天作主，让人总是感觉从深南路看中心区的空间不够爽。
天作主，无奈的选择。
世纪难题：福田中心区南北中轴线如何跨越深南路
福田中心区犹如“福田”两字一样，包容了许多对社会美好的设计，深圳市政府和中规院的领导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想法，但都有一个共同努力、还很模糊的方向。
福田中心区南北中轴线跨越深南路的问题，始终都是规划设计不能很好提出技术方案的难点。1991年底小组专门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与周干峙院士、总院的老总们商量中心区方案的诸多问题。
一次王健平总工带刘泉和朱荣远去吴良镛院士家讨论跨越深南路的技术方案，当时吴先生住在清华园内一栋多层建筑第一层的东头，正门不用，吴先生顺着墙种了攀缘植物与墙相接，形成了一条长长的绿色走廊直通前院，在绿荫庇护下的石桌上，讨论了若干种方案和可能性，实在是不定因素太多，深南路方案又决定在即，在离开吴先生家时，也没有能够选出一种让大家心服口服的方案，本着理性和负责的态度，也透着因为许多不定的因素产生的无奈，将这个难题留下，深南路采取了平面的方式。
而后又出现过许多方案，但至今也没有恰当的方案构想能够为大家所接受。
十几年过去了，此时与彼时的不同，车到山前应该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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