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6年5月3日云南队全面拒战吉林再踏两连胜，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国际检察局在撰写起诉书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控诉这些日本甲级战犯的犯罪行为，从什么时间算起。国际检察局内部对此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与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要从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算起;另一种观点认为，要从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起点;还一种观点认为，要从1931年9月18日日军制造沈阳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开始。
“十四年抗战入编中小学教材”座谈会现场（崔俊国摄）
中国方面的检察官向哲浚经认真研究，向国际检察局郑重地提出了中国的看法：应以1928年6月4日日本军人阴谋炸毙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作为控诉日本战犯的犯罪时间起点。这是因为张作霖是当时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华民国“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南京国民政府虽在1927年4月18日宣告成立，但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外交上的广泛承认。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施展阴谋炸死另一个国家的元帅，这难道还不是国家间的战争行为吗?因此，“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对中国蓄意发动侵略战争的开端与序幕!平博体育
向哲浚的主张占了上风，并最终为国际检察局所接受，1928年1月1日被正式确定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写道：关于罪状的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项罪状：控告全体被告，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这一期间，以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或同谋者的资格，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其接壤各国或邻近岛屿上之军事、政治、经济的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单独或与其云南队全面拒战吉林再踏两连胜他国家合作，对任何一个或一个以上之反对此项目的国家从事侵略战争。
第二项罪状：控告全体被告，在同上期间，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对中国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满洲)的整个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对中国从事侵略战争。
第三项罪状：控告全体被告，在同上期间，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对中国的整个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对华从事侵略战争。
当然，“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这一期间”，只是近代日本对中国第二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巧取豪夺与侵略战争早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
1928年春、夏间，中国政局发生急剧的变化：南京的国民政府下令发动“第二次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指挥所辖四个集团军的部队，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协同作战，很快击败奉军，打过黄河，逼近京、津地区。中华民国政府的最后一任首脑、“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准备离开北京，撤往关外奉天老巢。
张作霖
张作霖本是亲日的大军阀，这次奉军在前线战败，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留在关内”，但日方近来改变态度，借口防止战乱波及“满洲”，即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区，多次逼迫张作霖退回东北。而且，日方乘张作霖窘困之际，向张提出“满蒙权益”的问题及让日本在东北修筑“满蒙五路”等问题。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亲自跑到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府——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拜访张作霖，进行威胁讹诈。张作霖不愿就范，说：“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断然加以拒绝。谈到最后，张作霖竟勃然大怒，由座上站起来，把手中的翡翠烟斗猛力摔到地上，对芳泽骂道：“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之后，丢下芳泽，怒气冲冲离开客厅。1928年5月25日，张作霖又公开发表书面声明，反对日方5月18日提出的“警告”。事后，日方威胁张作霖，如果不听日方劝告，失败后想回东北，日方当解除其武装。由于奉军连连战败，军心不稳，许多将领表示厌战甚至企图倒戈。东北军高级将领张学良、杨宇霆等见此情形，企图与南方国民革命军谈和，力劝张作霖早日回奉。
1928年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率部撤离京津，退回关外。6月1日，他向北京外交团告别。6月2日，发表《出关通电》，声称他“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在这同时，他令许兰州将“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以及国务院的印信、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关外。在张作霖离京前夕，日使芳泽再次来找张纠缠，逼张正式履行日方帮助镇压郭松龄反奉时签订的《日张密约》。张作霖对日方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再次大发脾气，骂道：“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他拒不在芳泽带来的文件上签字。芳泽含恨而去。
张作霖为避开日军，曾一度想乘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因怕公路坎坷不平，汽车颠簸，身体受不了，仍决定乘火车离京。机警的张作霖曾“故布疑阵”，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但2日开出的火车是张作霖的五姨太寿夫人所乘，最后在6月3日，张作霖才离开北京。6月3日夜间，张作霖出中南海西门，乘黄色的钢制防弹汽车出发，在严密警戒中开往火车站。约在晚上9点钟，张作霖的专车从北京开出。在天津站，潘复、靳云鹏与日籍顾问町野下车。车到山海关，这里是日军驻兵所在地，车上人员不免紧张，但车站上只有一两名日军守备队站岗，态度如常。在奉天留守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特地赶到这里迎接张作霖，上了张作霖的专车。专车平安地开出山海关后，大家觉得放了心，都解衣而睡。
车到新民时，天已放亮。这里已经离沈阳很近，铁路两旁皆有奉军的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式，十余步就是一岗。可是在京奉铁路与日本人管辖的南满铁路交叉点附近地段，就没有中国哨兵警戒了。
6月4日清晨5点左右，张作霖的专列在皇姑屯车站停了停，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来接，登上专车。专车继续向东行驶，准备到沈阳车站停靠。这时沈阳车站里已由上千名军警警戒，沈阳城里的军政大员和绅商代表也早已齐集于此，恭候专车的到来。
被炸毁的张作霖专车局部
5点30分，列车驶进了京奉与南满两铁路交叉处的陆桥——三洞桥的桥洞。在这里，南满铁路线在桥上通过，京奉铁路线在桥下通过。沿京奉线开来的张作霖专列必须从桥洞内通过。就在张作霖乘坐的包车进入桥洞的一刹那间，预先安放在桥洞上的炸药爆炸了，随着震天动地的两声巨响，全桥塌下，张作霖乘坐的包车正当其冲，连砸带炸，全身粉碎，车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吴俊升与张作霖的六夫人当场被炸死，张作霖身受重伤，血流满身，气息奄奄。据后来英文《时事新报》报道，共有二十人被炸死，五十三人被炸伤。
本文摘自《抗战往事》，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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